一万八千步的调解路
王雨萌
某天傍晚七点多，我换上跑步装备出了门。跑出不到二百米，电话响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号码——陌生是因为我没存，熟悉是因为这些天几乎每天都要和她们姐妹俩以及双方律师通上几回电话。
那是一起同父异母姐妹继承纠纷案。父母离异后，父亲无力抚养姐姐，姐姐十个月大就被送到堂伯母家生活。后父亲再婚，生下妹妹。今年父亲干活时意外身亡，父亲留下的存款、房屋、车辆近百万，妹妹和九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在姐姐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公证。爷爷奶奶放弃继承，全部遗产由妹妹继承。姐姐知道后起诉要求分割遗产，妹妹则主张姐姐已被收养，不是法定继承人。
案子判起来不难，可我翻着卷宗心里却堵得慌。爷爷奶奶九十多岁，姐妹俩以前关系很亲密，判决能把案子结了，却可能把亲情彻底推到对立面。
了解到妹妹已经把存款全部取出交给爷爷奶奶保管，老人认为姐姐被收养了，这么多年对父亲不闻不问，没有尽赡养义务，也没提供情绪价值，于是不愿意把钱分给姐姐，我发现症结在老人心里，于是主动上门。第一次进老人家，两位老人正襟危坐，眼神带着戒备。爷爷一口浓重山东口音，跟我讲述他们家的家长里短，我得探着身子认真听，连猜带蒙才勉强听明白。聊了几句，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穿军装的老照片。
“爷爷，您当过兵？”老人眼睛一亮：“抗美援朝，我是老党员了。”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老人讲入党，讲抗美援朝，讲枪林弹雨的日子。我认真听着，虽然与案件无关，可老人的背慢慢挺直了，不再把我当成来“办事”的法院干部。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闺女，你再来啊。”
可一提到遗产，老人还是摇头：“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十个月大就抱走了，这些年回来看过谁？”后来妹妹告诉我，爷爷气急时甚至说过“要与姐姐同归于尽”。我心里一沉，这调解……难。
开庭那天，律师唇枪舌剑，姐妹剑拔弩张。姐姐说：“我根本没被收养，是寄养。”妹妹说：“你从小被送走，管过爸吗？”姐姐眼圈红了，妹妹也别过头去。庭审很焦灼。
开完庭，我睡不着。一判了之，我于心不忍。于是我开始一遍遍打电话，先跟两位律师分别沟通，把症结、老人顾虑、姐妹委屈掰开揉碎讲。
“张律师，姐姐的委屈我理解。可真判下来，姐妹以后还来往吗？老人九十多了，经得起折腾吗？”
“李律师，妹妹不容易。可姐姐十个月大就被送走，心里也有苦。咱们不光帮当事人赢官司，也得帮她们把路走宽啊。”
两位律师先后说：“法官，您说得在理，我们配合。”之后，双方律师也分别对自己当事人做了大量工作。
那天晚上，妹妹先打来电话：“法官，我律师说您讲得在理，我们同意调解。可出不了那么多钱，钱在爷爷奶奶手里，我可以偷着给点儿，但我也没多少钱……”
我一听有戏，跑步念头瞬间没了，站在路边就给姐姐打电话：“你妹妹松口了，你看能不能让一步？”
沉默了一会儿，姐姐说：“法官，我不是贪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十个月大被送走，谁管过我？”
等她说完，我才慢慢开口：“你说的我都理解。可真判下来，你跟妹妹、跟爷爷奶奶还来往吗？你爸要是还在，愿意看你们这样吗？退一步不是认输，是给自己留一条回家的路。”
姐姐声音软了：“那……十八万，少一分不行。”
我又拨通妹妹电话，那头一接通就哭了：“法官，我爸走了，爷爷奶奶九十多，里里外外都是我撑着。我不是不想给，可我也难啊……”
我没打断，等她哭够了才轻声说：“妹妹，我知道你难，可你姐也不容易。你们是亲姐妹，爸没了，你们就是最亲的人了。”
就这样，我一遍遍来回传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法理融合。姐姐降一点，妹妹凑一点。我边打电话边在小广场走来走去，一圈，两圈，三圈……不知走了多少圈，传了多少回合。等双方达成一致，我觉得腿有点儿疼。低头一看，一万八千步，时间也已来到晚上十点。
可我心里还悬着老人，虽然妹妹说会做爷爷奶奶工作，但是我还是担心老人的情绪。因老人行动不便，第二天我带着调解笔录到老人家里，挨着老人坐下，一句一句读。遇到老人不认同或表述不一致的地方，就停下来解释、修改。改好后，我把调解协议的内容仔仔细细读给老人听。老人说：“闺女，你讲得明白。我们老了，有些事想不通，可你一趟趟来，我们知道你是真心为我们好。”临走时，老人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谢谢你了，闺女。”
调解书签收后，妹妹当天汇款，姐姐送来锦旗，姐妹俩都在微信上感谢我，并表示以后继续好好相处。我看着微信，鼻子有点酸。一万八千步，丈量的是从“案结”到“事了”的距离。判决能厘清百万遗产，可只有调解能缝上那道裂痕。法律是刚性的，但司法可以有温度。那温度，藏在一通通电话里、一步步脚印中，藏在我愿意为一份亲情多走一万八千步的执念里。
那天晚上我没跑成步，可那一万八千步，比任何一次跑步都值。
（作者单位：临江林区基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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